過去的幾天里，2016北京國際設計周轟炸式的密集活動唱響了今秋的藝術嘉年華，而由中央美術學院主辦的北京媒體藝術雙年展則在媒體藝術領域上演了一場前所未有的“技術倫理”討論。這種討論并不只在于大展帶來的媒體藝術作品有多么的“出格”，而是在作品背后，媒體大展想引發更多深入的思考和探討。看看那些腦洞大開的作品現場、文獻資料墻展示，再到專題論壇的開講，“失控”的聲音視覺表演現場；哦，對了，還有Gary Hill和幾位央美教授的對談，“一言不合”的就現場做起了俯臥撐......還有這幾晚央美設計學院玩兒嗨的人機共舞，央美眾院長和教授們在體驗了一把機械趴后，也就不奇怪范迪安院長說的那句“未來已來”了吧?未來已來的話，我們是否承認在“翻新”媒體藝術的路上做好準備了呢?
先從Gary Hill說起。在媒體雙年展的“實驗空間”部分，Gary Hill的多件作品無疑是搶眼的，雖然在如今的媒體藝術概念里，Gary Hill的技術手段已不算“新”。所以我們也就可以注意到，本屆媒體雙年展并打算只強調所謂的前衛性了，而是作品本身的藝術性和啟發性。
Gary Hill作品《上下波動》，作品由一系列投影組成。藝術家的身體被強壓，其反應是可見的。但黑色空間的深度和城府卻是模棱兩可的。
Gary Hill作品《大腿別哭》，盡管與早先的系列作品“閾限的物體”(1995-98)有關，但是這一近期系列作品(包括大腿別哭，2005;注意!，2005；教堂與國家，2005以及一匙，2005)繪有色彩并且特意制作成寬屏形式。物體以一種無法預料的方式強烈地干涉彼此的邊界。在符號學視野中，它們是“那種處于成為除了物體之外的某種東西，是初始狀態的事物，它以一種比科技更深更強烈的方式展現出生機。”
Gary Hill作品《墻》，在“墻”中，一個男人不斷地將自己撞向墻，并重復著同一個單詞，每一次撞擊都投射到完全黑暗的墻上。在記錄過程中，一束強烈的閃光燈(唯一的光源)在接觸的那一刻“捕捉”到身體。然后，這些單個的瞬間被編輯到一起，形成一個現行文本以及身體以多種姿態撞向墻的連續性。在這個裝置中，同樣的閃光燈用來記錄地面并聚焦在投影之上。每分鐘60次。時不時地，光線預告著圖像、回應著圖像，或者當重合在一起時，消解圖像。
Gary Hill作品《我Self()》，不同于空洞地凝視著自己，我們現今觀察自己的舉動有著些許的滑稽。這件事將使人產生視覺上的幻象。隨著時間，在觀看的過程中，我們開始懷疑我們看到的自己究竟是內在的自己，還是毛發、肉體、衣服這些特制所形成的自己?
Gary Hill作品調節劑Pacifier，一個空心的玻璃炸彈使人回憶起“肥佬”原子彈(1945年美國投到日本的原子彈)，通過高速攝像機拍攝，從三十英寸的高度墜下，這顆炸彈成為了一個多面冥想體，讓人產生“期待”感，在一個無法想象的災難和這個玻璃體自身的脆弱性之間不斷波動。實際的結果讓我們最終看到一個從終極力量象征到緩慢破碎的玻璃片的摧毀過程。玻璃炸彈的掉下伴隨著一個持續墜落的聲效。
1996年，邱志杰主持編《錄像藝術文獻》時，親自動手編譯了《Gary Hill 和他的12個裝置》。在編譯那批文本的過程中，關于藝術媒體和樣式演進的規律，邱志杰說他形成了一個觀點：媒體演進總是始于一種烏托邦的興奮或反烏托邦的焦慮，然后進入較為枯燥的“語法研究階段”;等到語法完成摸索和深思，就會進入一種全面抒發人類永恒情感的“詩學階段”;再然后就是雜交、實驗的“邊緣化階段”，也是孕育更新的媒體的階段。
“這個四段論，如果用中國書法的楷書為例，烏托邦階段就是鐘王小楷和魏碑，語法階段就是初唐的歐褚虞薛，詩學階段就是顏柳。在錄像藝術里面，烏托邦和反烏托邦那一代人，就是白南準和激浪派的福斯特兒;語法階段就是布魯斯瑙曼、丹格拉海姆等人，至于全面展開錄像藝術的可能性高峰的詩學大師，就是Gary Hill 和比爾.維奧拉等人。他們就是錄像藝術里面的顏真卿柳公權。”邱志杰說到。
也許就是這種思考，促使新上任實驗藝術學院院長的邱志杰將目光盯準了“科技藝術”，在他看來，以往的新媒體藝術概念已經有所局限，而目前正是雜交、實驗的“邊緣化階段”，也就是孕育更新的媒體的階段。在目前的初步規劃中，邱志杰把“科技藝術”細分為媒體藝術、互動藝術、生物藝術、生態和環境藝術、新材料應用、工程和制造等幾個部分。
這些思考與本屆媒體雙年展似乎完全是不謀而合。科學、人工智能、生物基因、大數據、混合現實，這幾個關鍵詞指向了主題：“技術倫理”。
“當未來主義學家托夫勒在其著作《第三次浪潮》中預言的種種現象，正從不同的研究領域迅速朝著現實生活紛至沓來的時候，我們又陷入欣喜與惶恐並生的兩難狀態。凱文•凱利認為今天人類處在一個幾近‘失控’的時代，我們平安地度過了2012年預設的‘世界末日’，又開始憂慮2045年‘奇點’迫近的那一天，這種發自內心深處的焦慮源于人類對技術發展進程的熱盼與對技術可控性的懷疑這兩種心理的交織，正由于此，不同領域都有責任參與對這種狀態的討論，使處于文化表象深處的文化焦慮心理得以釋放。”
在范迪安看來，科學、大數據、混合現實、人工智能與生物基因技術作為新的熱點話題，已應用于社會各行業，彌散于社會各領域。一方面我們能夠感受到其中的便利與不可思議，另一方面我們又被技術在應用過程中產生的問題深深困擾。技術發展必然擾亂社會的原有秩序，構建需要大家適應的新型秩序，并帶來一系列倫理問題。“我們今天談論的‘技術倫理’，不在于討論技術已經達到何種發達程度，而是討論人們能夠在多大范圍內接受技術、利用技術，既不拘囿于技術、又不干擾技術。”
多重角色的扮演
歷史學家埃爾斯佩思•惠特尼(Elspeth Whitney)曾寫道：“沒有一種古代學科分類像現在一樣，將藝術全部置于技術之下。”而時至今日，3D打印技術、VR(虛擬現實)技術、AR(增強現實)技術則對藝術的圖像創作與敘事方式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人們已經難以根據媒介形式確定某一種藝術形式，甚至難以定義某一位藝術家。我們似乎看到了古希臘羅馬、文藝復興時期的場景，人們越來越追求“跨界”生長，每個人在社會中以不同的身份扮演著多重的角色。
海瑟·杜威·哈格伯格是一位來自芝加哥的跨學科藝術家與教育者，將藝術作為研究與批評實踐方式。他為此次雙年展帶來的作品是《陌生者印象》。在作品中，海瑟·杜威·哈格伯格通過從公共場所搜集來的遺傳物質分析來創造出肖像雕塑。陌生人無意中留下基因痕跡，杜威哈格伯格運用了法醫技術和生物監測手段來創作。作為一個對新興科學領域的探索性項目，陌生者印象是有先見之明的作品。藝術家曾與法醫、警方也與大學內的研究人員機構進行過廣泛的合作。
鈴木有理則是一名聲音藝術家、設計師與電子音樂人，其精妙的作品以設計角度探討聲音的界限，提出聲音與人之間的關系以及音樂與聲響對人有何種影響等問題。他的聲音作品及裝置已在世界各地有展出。2013年，他開始任教于英國皇家藝術學院，并就職于迪斯尼、新無線電工作坊及Teenage Engineering。同年，他建立了個人實驗室與公司為包括谷歌、松下和迪斯尼等多個公司提供研發顧問服務。
OTOTO就是他創造的一套音樂發明套裝，能讓任何人輕松快速地DIY自己的電子樂器。打開OTOTO，你可以創造各種樂器，從平底鍋架子鼓到可觸摸發聲的折紙。套裝的核心在于PCB合成器，比磁帶稍大，像是露在外面的琴鍵。如果將導電物質與合成器相連則可以觸發不同聲響。通過將電子模塊連接到四個不同的聲音感應器來改變聲響。
鈴木有理還帶來了“增強現實音樂盒”。這是一個能用紙創造虛擬樂器的平臺。只需幾張紙，音樂盒就能將你的設備變為一件DIY的樂器。當攝像頭識別出一段有順序的段落，設備將相應播放這段旋律。當攝像頭識別出某特定標識，則播放此音階。此平臺為音樂創作提供了出乎意料的不尋常的方式。
皮特·弗萊茲(PETERMFRIESS)同樣是一位多重角色者，他在科學、技術與藝術的交叉領域也十分活躍，多次舉辦物聯網與藝術講座和動畫工作坊。
PETERMFRIESS在2013年獲得新興創作人獎項，創作多為受眾廣泛的聲音視覺化裝置。他的早期裝置作品多為對現代生活所進行的詩意而貼切的呈現，而近期作品則以更多臟亂的環境為背景，采用偏向超現實與粗糙的視覺語言。
在創作中，他的靈感來自戲劇、現代舞、新興科技與哲學。他在作品中融合視覺藝術、裝置、數碼互聯網藝術和表演，達成與觀眾的互動。他的創作主要針對社會情感與美學價值蛻變等問題展開討論。
皮特·弗萊茲作品《幻境》
在他帶來的作品《幻境》中，試圖采取更直接的方式連接大腦，使用最新商用腦電波傳感器讓腦部喚起PPSPV反應。使用者通過意念控制，根據當時大腦的狀態，會出現與PPSPV狀態相對應的視覺圖像。使用者對這些視覺圖像的認知又會直接影響其思維狀態，而大腦的變化會直接反饋給OSC。整個過程將最終形成一個表象性但無壓迫感的循環回路，給使用者帶來前所未有的觀感體驗。也許在將來，它會被用作與傳統方式有別的現代精神分析手段。
在展覽中，這樣的高度跨界的角色和作品還有很多，策展人王春辰高呼，媒體藝術首先思考的不是所謂藝術，它是一種新思維，借助任何的技術方式來探索任何可能性。“媒體藝術的哲學命題遠遠高于藝術命題，因為后者實在是無法回應科學新創造的問題。二者是思維方式的結合，其結果是世界已經變了，我們必須跟上。”
的確，今天的媒體藝術家(如果還可以這么稱呼的話)利用技術不僅在跨界方面扮演多重角色，重要的是其產生的影響已經不僅僅在藝術層面，而是在更廣泛的領域我們都能見到其身影，并且通過各種合作展現了驚人的創作爆發力。
SPUTNIKO!作品《姻緣紅線》
看看SPUTNIKO!就知道了。在上次央美美術館的一次影像展中，SPUTNIKO!就帶來她的那件在在英國皇家藝術學院的畢業設計《月經體驗機——隆先生的體驗》。這是一個模擬痛經與流經血的機器，讓男人能了解月經體驗。這是她最早掀起波瀾的項目之一，僅數月后便在東京都現代美術館展出。這之后，SPUTNIKO!繼續通過制作有趣的跨界作品審視日常生活中的科技，其影像與裝置作品相繼在紐約MoMA與紐約新當代藝術博物館等國際美術博物館展出，于2016年在日本直島貝尼斯藝術之地的瀨戶內國際藝術節有了首個屬于自己的藝術館。在日本，她還是一名公眾偶像，曾當選《Vogue》日本2013年“年度女性”(Women of the Year)之一。
她為本次雙年展帶來了2016年的新作品《姻緣紅線》。作品靈感源自東亞天神會用隱形紅繩系上注定在一起的人這一傳說。SPUTNIKO!與日本農業生物資源研究所合作，給蠶蛹加入制造催產素(催生“愛”的荷爾蒙)的基因和紅色熒光珊瑚的基因，讓經基因改造的蠶吐出神話中的“姻緣紅線”。從伽利略認定地球圍繞太陽公轉到達爾文的進化論，科學一直在挑戰并消解神話世界。在不久的將來，科學是否會再造神話呢?SPUTNIKO!并沒有給出答案，而是通過招牌式的看似歡快的影像作品讓觀眾自己去思考。
同樣頗具爆發力的是松田啟一，一位關注未來的設計師與電影人，并擁有跨科技、媒體、建筑多領域的設計工作室。松田啟一的創作手法兼具藝術性與實驗性，以研究為導向，關注虛擬與實體現實之間逐漸消解的邊界。他的建筑背景，和對視頻及交互媒體抱有的熱情，使他的能力十分多元化。這不僅體現在受委托創作的作品，也體現在個人項目中。其作品曾在英國維多利亞與艾爾伯特博物館(V&A)、芝加哥藝術博物館、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和上海世博等地展出，并獲得設計、繪畫、演講與電影創作等多類獎項。
在他帶來的概念電影《超現實》中，展現了其對未來光怪陸離的想象。短片中，物理現實與虛擬現實融為一體，整個城市被各式媒介所包圍。這是他長期研究設計項目的最新作品，之前的作品包括《Domestic Robocop》《增強城市3D》和《Domesti/city》。物理現實與虛擬現實的關系越來越緊密。虛擬現實、增強現實、可穿戴設備和物聯網等科技都指向一個生活各個方面被科技充斥的未來。科技既介入我們每一次的交互與體驗，提供各種美妙的可能性，又控制著我們觀察理解世界的方式。《超現實》試圖探索的便是這激動人心而又危機四伏的未來。(此項目經費為眾籌，在哥倫比亞麥德林拍攝。)
當然我們不應該只記得這些炫酷的媒體藝術作品，就像“實驗空間”部分的老牌錄像藝術家Gary Hill。在被各種VR和機械交互作品充滿的嘈雜展廳中，斯蒂芬·維迪耶羅的工作經常會被大意的觀眾所錯過。過去20年來，他的創作焦點都在聲音裝置上，探索自身與其所在地的概念性，并考慮展覽空間的建筑結構、聲學與文化語境。同時，斯蒂芬·維迪耶羅也為視覺藝術家制作背景音樂，參與音樂創作與演出。在他的工作中，合作是長期重心。其合作者包括杰出的聲音藝術家與作曲家、視覺藝術家、詩人與作家、科學家。
他為雙年展帶來了作品《窸窣》，這件作品收錄了一段昆蟲沿植物的莖傳播的聲音，是藝術家在美國弗吉尼亞阿巴拉契亞山脈實地采集的。使用十分敏銳的設備與擴音器，藝術家捕捉到這些通過植物與花的莖稈傳播的聲音。人耳不能聽到的細小昆蟲的鳴叫與腳步聲的音量被擴大，聲音本身并不會改變。夫勒-芬博士解釋道：“這段混音以角蟬的吟唱(有時為求偶的合唱)開場，然后一種未知昆蟲具韻律感的鳴叫聲，最后則以我們模擬天敵進攻，角蟬媽媽讓角蟬寶寶不要出聲而愈來愈緊張急躁的聲音結尾。
如果你不仔細觀展，瑪爾塔·德·梅內澤斯的《兩者的永生》同樣會被當做幾個瓶子和一個案臺的投影所錯過。瑪爾塔·德·梅內澤斯的創作一直在藝術與生物的交叉領域中進行探索，她將自己的DNA注入到蝴蝶的體內，形成兩者共生的狀態。
《兩者的永生》就試圖探究身份的概念以及自然與人造的對立，這也是在瑪爾塔·德·梅內澤斯的創作中反復出現的兩個主題。這件作品是她與她的伴侶路易斯·格拉薩的首次合作。永生在許多文化中都是終極目標。漫漫歷史長河中，人們紛紛通過委托制作自己的大理石像與肖像，甚至用冷凍身體等方式試圖使自己被永存世間。而在《兩者的永生》中，瑪爾塔·德·梅內澤斯和她的伴侶通過病毒載體將基因注入對方白細胞中，使對方的白細胞永生化。這些永生的細胞，雖來自相愛的兩人卻無法在一起。這些細胞取自防御機能的免疫細胞，因此它們抗拒來自別人身體的細胞，互相的隔閡永不能化解。永生總是有代價的，那代價便是孤獨。除了展示方式，聽上去是不是一件傷感和殘酷的作品?
雙年展中，還展出了一個發生在福島的持續性創作計劃“逆風而行”。2011年東電公司核電站事故使居民離開了他們的家園，災難造成的破壞和污染使這片土地上的人無法生活，藝術何為?福島禁區仍無法進入，待之后被確認安全后，居民才會在未來的某日回歸他們的家園。“逆風而行”項目始于大地震4年后，沒有明確的開放安排。這種狀態也許持續3年，也許5年或者更長時間，或將比藝術家們一生更久。
后來，藝術家Bontaro Dokuyama加入，與“逆風而行”合作了“福島步履”。Bontaro Dokuyama的家人現正住在福島的隔離區之外。藝術家通過制造一個頭戴設備來將他們對未來生活在低輻射下的渴望映現其中。福島核電危機后，他們家花園里的任何東西都不能食用了，商鋪也都歇業。他們收到親戚朋友從外地寄來的未受污染的食物。頭戴設備所使用的包裝紙箱便來自于此。在福島，它們將被再次利用。
盒子上寫著感謝的話：“總有一天我們將從福島為你送來美味的桃子”。Bontaro Dokuyama與“逆風而行”相信“絕望”的福島有一天會再次生機勃勃。
